最近一个广受舆论关注的话题是，7月1日起，全国各高级法院对所有死刑二审案件都进行开庭审理。就实现公平正义来说，这当然是一则“利好消息”。但与此同时，笔者还注意到了另外一则“利好消息”，那就是，最高法院还明确要求“各高级法院切实担负起死刑案件二审的审判责任，依法独立公正地审理，除法律适用问题外，一律不得请示最高人民法院。无论事实问题、证据问题，还是程序问题，都不得请示”（7月4日《浙江法制报》）。
　　与规定死刑二审开庭相比，虽然“不得请示”的新闻轰动效应要小一些，但其价值同样重要。
　　为什么这么说？
　　先设想一个情景：某死刑案件被告人对一审判决不服。不服，那就上诉。然而他不知道，一审的这个判决，其实就是二审的意见；他当然更不知道，法院系统还有一套请示与指示的“规则”——他的那个案子，判决前早已请示了二审法院。所以，他的上诉注定是徒劳无功的。
　　最高法院院长称这种情况是，“先请示了，虽然与最高法院取得了意见一致，却使被告人失去了一次自我辩护的机会，很可能带来难以挽回的错误”。
　　事实上，我国法院系统的“请示与指示”是积弊已久，也是审判行政化的典型表现。许多一审法院自甘下级，而二审法院也以上级自居，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，在请示与指示后，变成了上下级之间领导与服从的关系。
　　这样一套行政化的操作程序，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—— 一审法院根据请示后所得的指示判决，实际上破坏了具有司法救济功能的“两审制”，即使上级法院的指示精神是正确的，也已经丢失了程序正义；如果二审法院这一没有根据当庭质证所作的指示精神是错误的，那么，当事人将永无出头之日。这显然违反了法治精神。至于那些仅仅根据领导的意志和好恶所作出的判决，就更是在愚弄当事人、践踏法律了，不少冤案实际上就是长官意志和徇私枉法造成的。这样的后果当然是非常严重的。
　　马克思说：“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，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。”美国学者德沃金也说：“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，法官是帝国的王侯。”两句话，一个意思。即无论是一审法院还是二审法院，它们惟一要服从的是法律；而法官，“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”，他只对证据负责，对法律负责。也只有这样，才能真正落实司法公正。
　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，我们说，“不得请示”在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价值极高。它所努力摈弃的就是非法律的操作程序，即缺失正义的程序；所努力维护的，则是法官的尊严、法律的尊严，以及司法的公平和正义。
　　当然，我们并不满足于仅仅是死刑案件的“不得请示”。我们所期望的是所有案件都“不得请示”，并进而实现“不能请示”、“不必请示”，庶几才能在最大范围内实现“依法独立公正地审判”，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平和正义。